中國灣區經濟揭秘:為什么是粵港澳?

長江商學院 2019-07-05 瀏覽量: 1835

MBA中國網訊】22年前的7月1日,香港回歸,“一國兩制”成為我國特色政治制度;近兩年發起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也是我國發展戰略中重要的一環,珠江兩岸這片經濟熱土也因此吸引了眾多關切的目光。

這片占全國面積不足1%的土地,承載了全國約5%的常住人口,貢獻了全國12%的GDP。灣區的發展對于中國意味著什么?灣區經濟的“中國模式”探索進展如何?今天的文章告訴你答案。

出品人 | 楊燕 梅新蕾 閆敏

來 源 | 長江商學院案例中心

01。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下的角力和融合

從古至今,水路都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命脈。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貿易更逐漸成為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因而沿海灣區逐漸積累了以港口為核心的國際運輸網絡、開放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特點、強大的產業集聚效應和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灣區是當今全球經濟版圖上最為閃耀的一顆明珠——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全球60%的經濟總量、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離海岸100公里以內的灣區及直接腹地。

其中,最為知名的當屬世界三大“黃金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它們都是因港而興,并經歷從港口航運、工業經濟、服務業經濟到創新經濟的發展階段。目前三大灣區均已完成這一轉型,第三產業占比已分別達到89%、83%和82%。

圖:全球四大灣區經濟數量對比

粵港澳灣區,被認為是繼上述三大灣區之后,即將崛起的世界灣區 “第四極”,是由廣東省境內的九大城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以及香港、澳門兩大特別行政區共同組成的“9+2”超大城市群。灣區擁有6900萬人口,5.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與其他的灣區一樣,粵港澳大灣區也是一個經濟、人才的聚集之地。

在經濟總量、消費總額、工業增加值等方面,大灣區占全國比重約在11-13%之間。粵港澳灣區在人口、面積、經濟增速上,為四大灣區之最,但在人均GDP、產業結構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另外,粵港澳灣區內城市間經濟發展并不均衡,“廣深港”三城的GDP占據灣區總值的67%,其他城市GDP占比較小,江門、肇慶的人均GDP水平不足深圳的1/3。

與世界其它灣區或者國內的省際區域性合作不同,“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機制的最大特點。各地的社會制度差異可以在區域合作中產生額外的互補效益,但同時也會比其他區域性合作更易產生摩擦。

因此,在“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下,追求最大化的制度互補收益、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是粵港澳大灣區能否真正釋放發展潛力的關鍵。而要實現上述目標,促進可以跨越行政區劃的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是重中之重。

從現狀看,打破要素流動壁壘還是掣肘重重。貨物流通方面,三地實行不同關稅制度,查驗標準和行政體制差異較大,信息難以共享,通關效率較低;人口流通方面,港澳和內地人才在專業資格的認證上尚未實現互認互通,簽證問題和稅負差異分別是制約內地人才、港澳人才在灣區內跨境流動的核心問題,而港珠澳大橋雖然通車,但是私家車想要駛上大橋,需要獲得三地許可,至少要花費12個工作日;

資金流通方面,港澳與內地資本市場雖有互通通道,但“限流措施”較多,科研、創業、投資資金的跨境流動管理不夠靈活……以上掣肘,使得港澳和內地被制度差異生生割裂成“兩個市場”,從而形成較高的生活和交易成本,不利于產業間的進一步協同。

除了制度差異外,核心城市間的角力和分工,對于大灣區而言,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對經濟體量相當的“廣深港”三城而言,如果各自為政、無序競爭,大灣區的設想最終也只會淪為一紙空談。

以航運港口為例,香港作為國際中轉港,其在灣區的定位比較清晰,但對于廣州港和深圳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經濟腹地明顯交叉,不可避免會產生直接競爭。在深中通道的建設方案上,廣州就曾對“東隧西橋”方案頗有異議。深中通道不僅貫通深圳和中山,還通過連接線與廣州南沙區相連。

從全局上講,這大幅提高了廣東省內的運輸效率,有利于引導東岸發達地區向西岸落后地區的經濟輻射,實現兩岸經濟的均衡發展。然而,方案中西側橋梁的一段將跨越伶仃航道,廣州認為橋梁的限高會制約未來廣州的航運發展,建議改為“全隧”方案。

廣州之所以有此爭議,正是基于其在2015年提出的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的城市規劃。僅航運一例,已經可見灣區內的城際競爭激烈非常。如何錯位競爭、協同發展,避免內耗和重復建設,或需要跨區域的統一引導。

因此,在承認差異的條件下推動城市間的合作,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主旋律。大灣區的規劃,是希望通過融合、協同,形成一個超級區域經濟體、城市群,比肩世界一流灣區;而對于以“一國兩制”為底色的灣區規劃而言,致力于解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譬如政治穩定、人民安康,是超越經濟層面的終極目標。

所謂社會問題,從根本上還是由經濟問題引發的,一是珠三角沿海城市的產業外遷和轉型壓力;二是香港地區的產業空心化。

珠三角作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三十年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憑借區位優勢、政策紅利、以及人口和土地紅利帶來的傳統要素低成本優勢,形成了加工制造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結構,并在全球分工深化和區域融合下,逐步發展金融、服務、地產等第三產業。

然而,近十年來,隨著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等因素影響,依賴傳統要素的發展模式受到嚴峻挑戰。

從出口結構看,雖然高新技術產品份額較高,以計算機及通信技術為主,但出口附加值較低,加工貿易依然占據較大比重,而這些企業由于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正向內陸以及東南亞地區轉移。高端技術能力不足、低端產業外遷,廣東面臨巨大的產業結構調整壓力。

而香港的問題,對于“一國兩制”下的社會穩定而言,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上世紀70年代正值香港制造業的鼎盛時期,曾擁有17個支柱產業,200多萬的產業工人。

與廣東經濟發展的三十年對應的,是80年代香港經濟的“騰籠換鳥”——香港公司以驚人的速度將制造業搬到對岸,直到今天,香港的制造業比重不足3%,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地產、旅游為主的第三產業。

尤其是地產,它造就了香港熱鬧的房市,更是給香港的人才發展和制造業回歸帶上了緊箍咒,所造成的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深遠的社會影響。

因此,破題之道,對廣東而言,其結構調整需要從傳統要素驅動(K和L),轉向全要素驅動(A),即技術和創新驅動,引領產業升級,向價值鏈的高端位置躍升;對香港而言,則需要為本地經濟注入新的活力,為本地人才發展找到出路。

大灣區的規劃正是基于雙方的比較優勢,取長補短,通過政策上的引導以促進產業協同和要素流通,解決上述深層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例如,在大灣區規劃中,建立科技創新高地是核心戰略目標之一。在此方面,廣東的最大優勢是其腹地已具備完整的產業鏈基礎,分工明細、門類齊全,從產品的研發、設計、零部件配套、中期測試到大規模生產,都可以在區內進行高效的匹配,實現創新的迅速轉化。

但廣東在基礎研究、融資效率、服務業配套方面存在短板,這使其在產業升級中或后勁不足,但卻可以從香港取長補短——香港擁有多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世界級的現代服務業、與國際接軌的多層次資本市場,以及直接融資效率最高的現代金融體系。通過雙方協作,香港在制度和科研方面,可以推動廣東創新產業的發展,幫助其實現結構性調整。

而反過來,內地幅員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在產業升級中對人才精英的需求,也可以幫助香港的經濟和人才重獲青春。

由此,大灣區有機會形成適合科技創新企業成長的獨特生態,在此生態中,已經成長出諸如大疆、商湯科技等科技獨角獸,而這些企業的出現和成長,也勢必將成為大灣區生態持續進化、完善的源動力。

02

灣區制造:如何從世界工廠到創新產業集群?

“1988年,我在深圳寶安投資開辦了在大陸的第一家工廠。剛來的時候,這里是一片山洼子,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每逢下雨,就泥濘不堪。”郭臺銘在2018年6月6日的富士康30周年慶時回顧道。

從1988年深圳寶安區西鄉崩山腳下一個百十來人的小廠,到1996年選擇深圳龍華區布局其全球制造總部基地,再到2018年躋身世界500強第24位,富士康在投資大陸30年間成為了“世界工廠”的標桿性企業。

作為世界第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也有自己的苦惱:近年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漲,使得代工業務的利潤越發微薄。未來,如何通過提升核心技術能力、創新能力為客戶提供更多價值?

富士康的處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大灣區制造業的優勢與短板。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珠三角地區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工廠”,創造了中國30%的對外貿易額。

然而,珠三角城市中除深圳等個別城市已經具備創新經濟和服務經濟的特征,大多數城市仍然處在由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或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

圖: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GDP及第三產業占比(億元\百分比)

2019年2月出臺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優化制造業布局,加快制造業結構調整。如何實現這些轉變?背后的核心問題是:大灣區制造如何從“世界工廠”向上躍升,形成創新產業集群?

對企業而言,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躍升的途徑有兩個關鍵方向,一是如何從傳統制造業升級為智能制造業,二是如何從制造環節向設計、品牌延伸,爭取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的環節。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小的低端制造業,通常習慣了“拿來主義”式的經營模式,對創新缺乏足夠投入。

但要實現向上躍升,必須加大對創新的投入。譬如,要應對消費者需求多樣化、個性化的趨勢,工廠就必須投資改造生產線,從大規模制造轉變為大規模定制;要開拓新的市場空間,企業可能需要投資嘗試新興產業領域。我們關注到,珠三角企業美的、格力作為家電這一傳統產業中的佼佼者,一直在做相關的嘗試。

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通常充當著“有為政府”的角色,但如何“有為”仍然值得探討。深圳市是產業升級的杰出樣本。深圳最初的發展部分受益于方便接受香港及境外的投資與產業轉移。

目前,深圳市先進制造業占工業比重超過70%,形成了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群,高新企業已經達到1.44萬家,包括華為、中興等代表性企業。

隨著近年深圳土地不足、土地成本高企愈發嚴重,深圳市高科技產業逐年向東莞、惠州等地轉移。在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珠三角轉移至中國中西部乃至部分東南亞國家時,華為、大疆、藍思科技等知名深圳企業紛紛落戶東莞松山湖、濱海灣新區。深圳能夠實現產業升級,與其對人才和創新的重視密不可分。

比如,深圳市出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開放與優惠程度優于其他國內一線城市;2018年深圳的研發投入占到GDP的比重已經達到4.2%,相當于以色列的水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在系統思考深圳市高科技產業史后總結認為,深圳高科技產業的崛起有4個制度原因:

1、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保障;

2、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

3、高質量的政府服務;

4、以國際市場為導向。

協同效應,是人們對大灣區的創新潛力充滿期待的一個重要原因。香港擁有5所2019 QS全球排名前100位的大學,深圳擁有眾多高新科技企業,珠三角有著完善的產業鏈基礎,未來隨著創投基金進一步聚集,企業、大學、科研機構聯盟的建立與發展,大灣區的創新潛力令人看好。

社會學家羅家德教授認為,任何一個社會、經濟或地方產業網都是一個復雜網,但卻很少會是“強健”的復雜網。

相比于底特律的汽車業或華爾街的金融業,硅谷就是一個強健的復雜網系統:硅谷擁有10所大學,40個研發中心,180家風險投資,8000多家百人以上的企業,近5000家法律、會計等服務公司,329家職介所,700間商業銀行,以及47家投資銀行。

這些組織組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使得創業得到快速而全面的支持,而且這些組織數量眾多,使“食物鏈”永不斷裂。

所以,硅谷能夠經歷多次危機而復興,而華爾街需要政府拯救,波士頓128公路區會沒落。也正因此,誕生于波士頓的Facebook會選擇到硅谷發展壯大。大灣區能否形成這樣的復雜網絡,令人期待。

03。大疆創新:硬件科創企業如何從大灣區起航

對于國內所有的硬件創業團隊和試圖進行智造升級的制造業企業而言,大疆創新(以下簡稱大疆)是一位值得關注的特殊選手。

這一特殊性無關資本追捧下的無人機行業熱潮,而是在大疆的成長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值得借鑒的中國硬件創新發展路徑——大疆綜合利用了香港的大學教育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的能力、深圳的應用創新、東莞等地的規模化生產能力,成為連接各地優質資源進行硬件產品科技創新的“粵港澳大灣區科技企業”典型。

2006年,香港科技大學碩士畢業生、26歲的汪滔將自己研發的直升機飛行控制器作為畢業設計的一部分,在導師兼天使投資人李澤湘的幫助下,將這一自主研發的無人機核心技術實現了商業化轉化,成立了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最初的總部設于深圳的一間民房中。

可以說,香港地區優質的大學教育、科研環境和人才培養體系,為大疆在無人機核心技術領域進行源頭創新提供了搖籃。

成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大疆專注于研發、銷售飛行控制系統——這是航模直升機的核心配件,第一個產品以1.5萬元的成本,賣出了5萬元的價格,而當大疆把客戶群體拓展到電力等行業的國企時,甚至可以賣出20萬元一臺的高價。

在一項技術進入市場的前期,技術領先者可以選擇避開2C市場的考驗、只做關鍵部件并試圖壟斷部分“大金主”的高利潤訂單——這是高科技、創新型創業企業較容易切到的蛋糕。

但是,隨著競爭者增多,行業在技術趨于成熟時則會轉入產品驅動的階段,只做關鍵部件的經營模式不利于塑造產品和品牌能力。

意識到“公司做大的希望會毀在這種easy money上”,汪滔做出了兩個關鍵選擇:

其一,從專注飛控系統這一核心技術配件,轉向無人機整機研發與生產;

其二,決定放棄國企客戶,轉而把握住個人消費市場的需求,推出入門級無人機產品。

為了執行上述兩項戰略決策,大疆主要做了兩方面努力:

第一,打通整個硬件創新過程的全鏈條,進行垂直整合,在堅持對無人機動力系統、云臺、攝像和圖傳系統等其他關鍵技術進行源頭創新的同時,迅速發展出核心零部件研發生產能力,以及整機組裝、量產能力。

第二,速度和成本決定一切——進入消費市場,大疆在保持技術優勢的前提下需要更加強調性價比、需要更加快速地進行產品迭代與應用創新。

轉型的成果是顯著的。自2013年推出入門款消費級航拍無人機“精靈2(Phantom2)”以來,大疆始終在該領域保持著絕對競爭優勢:2013至2017年,大疆銷售額年復合增長率超過100%,占據全球消費級無人機市場超過70%的份額,80%的營收來源于美國、歐洲乃至南美洲等海外市場;

相比之下,GoPro、3D Robotics、Lily等一批資金充裕的硅谷企業,曾經也嘗試過進入航拍無人機消費級市場,卻最終在產品性能、迭代速度和成本把控三大方面不敵大疆,最終或是鎩羽而歸,或是轉型行業級無人機或者配套軟件與服務應用開發,從而避開與大疆的“正面對抗”。

大疆得以完成上述轉型,離不開泛珠三角地區長期以來積累的的有利于硬件科技創新的制造生態——源自香港的大學教育和高校科研能力、內地相對廉價的中高端勞動力、以深圳為核心的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制作和原材料基地、高效的供應鏈和物流體系、資本、政策、腹地,這些元素的結合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內硬件產品創新的全過程(從創意到原型再到量產),速度可以達到硅谷的5-10倍,而成本往往只有十分之一。

大疆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同樣以無人機研發與生產為主營業務的3D Robotics團隊,對大疆有如下評價:“我們意識到,一家位于硅谷、以軟件為中心的公司,要和一家位于中國、垂直整合的強大制造公司競爭,這本身就很困難”。

“大疆的產品迭代速度和降價速度令人吃驚,我們退出了硬件市場,不再把消費者作為目標客戶,部分原因是這個市場太難啃。”

大疆的故事應該是可以復制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的核心意義,在于將港澳、深圳乃至泛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各自的優勢產業實現“互聯互通”,形成有利于高科技產業集聚和發展的特殊生態。

而基于這種短時間內難以復制的協同優勢,以大疆為代表的中國科技型企業可能將得以與硅谷企業更加有效地展開競爭,創新之路或將日益平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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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長江商學院 ,如有侵權請電話聯系010-5357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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